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等程序规范领域，我们面临同样难题，除了上述三原因外，我们更应该考虑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实践模式的复杂性。
在学习外国宪法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著作多，其他国家的比例相对少。十、推动宪法学的国际化 伴随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宪法学积累了域外宪法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扩大了中国宪法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宪法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近几年来，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对话较之以往更加密切，交流对话更为深入。当然，在宪法学国际化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如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宪法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
所以，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在设计过程中体现宪法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运行中要认真遵循宪法原则，始终以宪法为依据，这样才能完成宪法赋予监察委员会的宪法使命。1999年宪法修改确立了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如此，邬学勋诉金塘市监局案与施素兵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案才能得到融贯的说明。
换言之，两种不同理解关系着被告是否承担繁琐的调查义务(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对此，法院判示：被告应认真审查被上诉人提出的关于内部消费和免费券的相关证据，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客观评价被上诉人的经营行为，而上诉人却未充分行使该项职责，致其所作处罚决定对违法所得认定中是否包含内部消费和免费券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除非行政机关所确定的罚款金额恰好在结果上符合其履行法定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后所应确定的金额。我国行政案件的主审法官们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其行政裁量观念是且应当是从行政法学说，特别是我国的行政法学说中习得的。
再如，在姜国富诉攀枝花交警支队案中，[44]原告在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滨江大道上超速35%驾车，被罚款200元、扣6分。第一类是被告根据(或曰参照)上级行政机关设定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行为，但法院以裁量授权规范(法律或法规)为据，认定被告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而未履行该义务，从而构成违法。
如金洋天蓝公司诉北京工商局案，法院参考被告设定的裁量基准判决变更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裁量二元论则认为：行政裁量是行政的自由领地，裁量问题不同于法律问题，不容法院置喙。事实上，采用同样思路的案例不在少数。[28] 本案中，原告因赌博受到被告的行政处罚，双方就原告的违法行为是否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规定的参与赌博赌资较大、情节严重有争议。
前提是它符合法律规定……尤其应当遵守法律授权的范围和目的。被告的根据是《食品安全法》第85条(2015年修订前)。例如，德国学者毛雷尔在谈到裁量准则外部效果时，指出德国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同时，两个判决都是以强调裁量基准是规范性文件来认可或要求被告适用裁量基准的，这与德国通说有着明显的区别——既未提及行政惯例也未借助平等原则，更未给考虑个别情况留下余地。
因为，裁量基准是法的具体化意味着裁量也受法律拘束、绝非法律彼岸的任意(裁量一元论)。法院认可了被告的判断，但对《意见》本身进行了司法审查。
另一种是基于(裁量授权规范框架内的)政策性考量的裁量基准严格适用论，其在逻辑上归结为行政机关甚至法院可以乃至应当严格适用裁量基准，从而使之具备事实上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法律原则的适用必然指向个案情况的考量。
②裁量基准被稳定适用从而形成行政惯例。但是，法院认可了被告的做法：根据保监产险[2008]27号文所附《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方案》附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基础费率表》，家庭自用车6座以下基础保费为950元，被告以此作为标准计算罚款数额依据充分(原告所缴保险费之所以低于这个基础保费，是因为其享受了交强险保费向下浮动的优惠)。[56]《上海市税务系统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办法》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2013年3月27日发布。[40]问题是如此一来，稳定适用、行政惯例云云可能完全落空，裁量基准已经事先成文化本身就构成了适用平等原则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裁量基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是行为规范乃至裁判规范。[20] 三、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论 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的展开有两个条件：第一，裁量基准已经被设定。
原告签收决定书后，于同日向保险公司交付保险费665元。(二)基于裁量本质论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 十年来我国法院认定被告行政机关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情形，第二类是被告对裁量基准加以严格适用，而法院基于其对裁量本质的理解——裁量就是要针对个案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定被告未履行个别情况考虑义务，从而构成违法。
这两种立场能否两立？能。其合法性是一个未决问题。
该条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规定了一个处罚幅度：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方面，相关判决多数是寡言的，特定立场(是否认可或要求裁量基准的严格适用)的理由在多数情况下并未得到充分的阐述。
通过本文的阶段性考察，我们看到，关于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的判例理论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样态。①《条例》虽然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现况是各相关部门只实现了本地区的信息共享。[2008]文行终字第3号，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1月16日审结。[44]姜国富与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公安道路行政处罚纠纷二审行政判决书，[2016]川04行终13号，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6日审结。
[41]毛雷尔，见前注[31]，第607页。就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看到了两种看起来方向相反、却各自具有妥当性的立场：一种是立足于裁量一元论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与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论，其在逻辑上归结为(在行政机关不受其拘束这个意义上)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否定。
[25]康德指出：现在如果我说：我的意志服从一条实践法则，那么我就不能援引我的爱好(例如在当前情况下即我的占有欲)来作为意志的适合于某条普遍实践法则的规定根据。这种状况意味着我们无法断言，那些认可或要求被告适用裁量基准的案例，都采用了与裁量一元论不同的行政裁量观念。
但这两者在制定法面前的优先性如何不遑多言。在此意义上，本文的考察是阶段性的。
到了二审，被告转而主张：并未因原告在食品安全集中整治期被查处而加重本案处罚。[17]刘德生诉胶州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2014]胶行初字第104号，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7日审结。由于裁量基准是法的具体化命题和法律原则的适用在裁量基准法源论这里是受排斥的，故而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在采用裁量基准法源论的案例中是难以寻觅的。换言之，如果①裁量基准(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并未被设定。
原告发现，1900元远远高出其所缴纳保险费的两倍。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的援引，不过是这种裁量本质论的补强而已。
这是本案所能得到的最为融贯的说明。它体现的是各个技术性表达之间的逻辑关系(参见图1)，尚未对其背后的理由进行追问。
该行政处罚不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依法认定为违法。[6]参见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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